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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1日，在台大一個公開的演講中，中研院台史所教授吳睿人老師如此把史明先生與中研院曹永和院士比擬在一起：他認為，這兩位同一世代的人，同樣對台灣充滿熱情，後者在體制內、學術上為台灣作了無比貢獻；史明先生則堅持在體制外、用行動，為台灣做出同等重要的貢獻....

　　他們同是士林人，因共同研究台灣史結緣，但後來則各自走出不同的道路。中研院院士曹永和老師在台灣自學十餘載，提出「台灣島史觀」，給台灣歷史一個全新的定位。史明先生流亡日本後，不因時勢混亂而中斷研究，最終撰寫第一本台灣民族史《台灣人四百年史》，加速「台灣意識」萌芽，對二二八事件後的年輕人有深遠影響。

　　史明，認識他的人都尊稱他為「歐李桑」(□□□□)。年屆九十多歲的高齡，為人謙和，但當他說起自己近一世紀的流亡生涯，你才發覺底蘊在他內心的堅韌與強悍。那樣的態度是一個即將消逝的世代，爭取獨立的剛毅精神，以及對於台灣歷史、土地以及人民生活的尊重。

　　在這部口述史裡，說著近代台灣人民的動盪生活。我們也得以在此，遇見年輕史明的夢想與熱情，看著他如何一步步朝著台灣獨立的理想邁進。這是一個左翼青年渴望獨立的真實實踐，也是台灣一個世代奮鬥掙扎，尋求認同的縮影。

　　島嶼台灣，有許多值得探索的意義。本書共以三冊《穿越紅潮：1918-1949》《橫過山刀：1950-1974》《陸上行舟：1975-2010》收錄史明長達近一世紀的生命歷程，希望藉由描述這個一生堅定志向的革命家，從啟蒙到獨立的過程，讓讀者體悟大時代下，台灣人的生命價值。

　　史明是誰？

　　──他是「台灣最後一個黑名單」，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精神領袖史明，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在台灣步入「民主」後，堅持走向台獨路線的史明，於當年的社會氣氛下被稱為「最後一個黑名單」。他於1993年回到台灣，積極推廣在日本一手成立的「獨立台灣會」的政治理念，以宣傳車走遍大街小巷，主張台灣獨立建國以及台灣民族主義。史明曾參與幾起重要的社會運動，2005年，在中國片面通過反分劣法後，史明於台大校門口發起長達14天之靜坐活動；或亦在當年，連戰啟程赴中國時，發動群眾於中山高速公路及桃園機場阻擋連戰車隊，引起社會關注。2012年底在自由廣場舉辦的「反媒體壟斷跨年晚會」，史明也在現場，支援台灣年輕的一代。

　　──他以日文撰述《台灣人四百年史》，是讓「台灣意識」覺醒的重要台灣史鉅著

　　史明流亡日本期間，在西池袋開設餐廳「新珍味」，一方面將餐廳所得支助海外台獨運動，一方面餐廳二樓的居所，也成為史明撰述《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地方。史明花費10年人生，以日文撰述而成，為了擺脫400年來為外人殖民的史觀，史明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台灣歷史，讓台灣意識自此萌芽，此書於1980年引進台灣，對當代及其之後的年輕人都引起深刻而重大的影響。

　　──除了「革命家」、「台獨大老」，史明「這個人」的思想與精神是什麼？

　　希望在革命家與台獨大老的形象之外還原史明的樣貌，是「史明口述小組」紀錄口述史的初衷。史明為什麼會走向堅持台灣獨立的道路，他的思想與理念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與脈絡，都如絲絲細線交織出他長達近一世紀的人生故事。

作者簡介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

　　由台大濁水溪社、台灣文學研究討論會（TWLS）以及其他台灣研究相關系所的同學組成。除了口述史訪談外，亦參與《台灣人四百年史》校正版的製作與史明學相關論述的介紹與深化。

受訪者簡介

史明

　　本名施朝暉。1918年生於台北士林。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之後，赴中國抗日。戰後潛返台灣，因預謀行刺蔣介石失敗，偷渡赴日。流亡日本期間以新珍味麵館支援台獨運動，1967年更成立獨立台灣會組織，進行地下反殖民革命行動。1993年返台，繼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為台灣民族主義信仰奮鬥至今。其於1962年出版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為最早後殖民史觀之台灣史著，從政治經濟角度開展，為台灣民族主義奠下極為重要的論述基礎。

我的「名字」與童年

我的本名叫施朝暉，但過去我曾使用好幾個不同的名字。比如說戰爭結束之後我要進去中共的解放區，就改名叫林鐸。之所以姓林，跟我的阿爸林濟川有一定的關係。不過在中共底下做地下工作，名字是隨著工作不同而變動的，好比說今天要做什麼事情，上頭就說某某人你現在用藍田；現在你又要做什麼事情，你就用什麼李勘之類的，都是只用一次就換掉了。我到日本以後，出版了《台灣人四百年史》，才固定用史明這個名字。

我出生的厝位於士林的大東路七十五番地，我是在一九一八年農曆十月初五出生的。我們家是施、林兩家共住在一起，而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阿母她出生的所在。我阿嬤為了我父母要結婚，起了間新厝，當時日本已經佔領台灣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時間，但是台北郊外卻仍然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在人口差不多三萬人的士林裡面，兩層樓高的房子只有兩棟，我阿嬤蓋的這間房子，就是其中之一。不過等到我中學的時候，同學家的厝都差不多蓋到兩層樓高了，至於三層樓高的房子則是在戰爭開始以後才開始見到。

小時候我和阿嬤一起生活，住在施家的樓頂。樓頂有一個「磚坪仔」（陽台），在那上面可以看路，還可以種花。我們家所在的這條街都是店面，而且有亭仔腳，不過我們家沒有做生意，當時市街上不管做生意或自家居住的厝都蓋成這個樣子，一條街一條街的。以前計算房屋的單位稱為「落」、一落二落三落等等，我們家是四落厝，後面有個菜園。當時施家在士林算是滿大的望族，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還中過舉人。本來施家在桃園大園一帶起家，所以那邊有一些田產，後來在士林的雙溪山與菁礐也有很多山地。

童年的回憶最深刻的大概都是阿嬤帶我去看歌仔戲、逛廟會，雖然她裹小腳，但是很愛到處亂逛、亂走，經常跑到士林的芝山岩或者關渡、艋舺那邊的廟去拜拜。她也曾去過北港進香，我有跟著同去。我們是早上從台北車站坐急行車到嘉義，再從嘉義坐五分車到北港，歷時三天兩夜。從火車的窗外看到田啊、山啊等等的景色，我當時感覺相當地興奮。

孩子時期當然最愛遊玩、最愛熱鬧，只可惜現在都沒有節慶的感覺了。我童年的生活正月就是過年，二月二是天公生、三月二三是媽祖生、四月迎媽祖、五月有端午節，七月是普渡、八月是中秋、九月是重陽，十月是立冬、十一月是搓湯圓冬至、十二月有一個尾牙。說起來當時不只是士林、台灣人幾乎每個月都在「做粿」，孩子最喜歡做粿了，以前到處都有石磨仔，孩子們就都會去推石磨仔，每家都有。不過現在都撤光光，不知道拿到哪裡去了。

「本地人」與「唐山人、本土人」
講到台灣的民俗節慶，其實這是台灣人、台灣社會之所以形成的重要關鍵。一六二四年那時荷蘭來占領台灣，主要的根據地就是在印尼的「巴達維亞城」（今雅加達）。他們來台灣的主要目的本來是為了要當做與大陸地區通商的根據地。後來，因為台灣的土地肥沃，才想到要種甘蔗、製糖外銷。我們的祖先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以奴隸的身分來到台灣。福建、廣東那些地方經常食糧不足、沒東西好吃，所以後來明鄭、清朝以降的漢人移民也持續地零零星星來到台灣。當時來台灣的移民經常是全庄頭的人一起來，到了台灣再一齊去開拓。因為如此，往往會相互爭奪土地以及水源，也就是俗稱的「顧田水」，後來更經常地演變成所謂的「分類械鬥」。

「分類械鬥」這句話你們知道嗎？當時的台灣社會，大家都佔有「角頭」，動不動就會打起來。但是不管如何，台灣終究是形成了一個有過年、迎媽祖，七月十五等節慶的社會。當時不管那一個角頭都會負責參拜媽祖的各種事宜。為什麼台灣民俗在四月時會迎媽祖呢？那時候大家來台灣要渡過黑水溝，都是十個來三個才到，六個去一個回頭。當時的人如果在海上遇到災殃，往往就是靠神、靠拜海神媽祖的精神信仰來度過難關。因此不論是漳州人也好、泉州人也好，還是客家人，大家都會拜媽祖。

於是即使大家為了爭田水而相互攻擊，但是那款的內部分裂到了四月媽祖生的時候，又會讓台灣社會裡的「大家」聚在一起。再比如五月初、初五過五月節的隔天，五月六日時大家也都會聚在一起划龍船。無論哪一個地方的角頭在節慶時，大家都會做夥，在生活裡面的「敵人」到了節慶的時候都會相互成為朋友，這才慢慢形成台灣人、台灣社會的原型。過去台灣的那些研究者、學者們都沒人發現這一點，我覺得：如果要讀歷史、讀台灣史，那麼必須採取一九七○年代法國所提倡的社會歷史學的角度，重新思考台灣漢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除了節慶之外，一旦受到了殖民者的統治壓迫，這些開拓者也會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像清朝的時候，那些來台灣當官員的、任軍職的，還是大地主、商人等等其實也都是漢人，但是當時台灣不被當做是中國的領土，這些官員往往都是剝削漢人移民的政府官僚（official），手段甚至於比他們在中國的時候還要嚴苛，把台灣當成是殖民地一樣剝削，進而演變成統治台灣的人與在台灣開拓的人、移民開拓者（本地人）與官僚（唐山人、本土人）之間的內部矛盾。當時辨別同為漢人的他們、卻不同款的地方在於：這些作官的漢人們都有穿鞋，而那些開拓者則大多是打赤腳的。

所以我才覺得現在對於「本土」一詞的概念，是那些起頭倡議的人沒有歷史觀而造成的。以前講「本土」指的是中國，稱呼咱自己則是說「本地」。本地反唐山，幾乎都是每年在反，所以也才會有一句話說：「三年小反，五年大亂」，這些都是從民間社會所產生出來、而不是由一個有知識的讀書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在本地反唐山的過程中，還產生了一個更加重要的概念，就是「出頭天做主人」。出頭天是說要可以看到青天、要自由；做主人則是說要自己做主。這個概念老實講，台灣人以前在讀歷史時都沒重視。出頭天做主人是一個古代的意識型態（ideology），延續到近代的台灣社會，就成為了我們獨立建國的一個原點。

一八九五年日本政府來台，那些在中國留有舊厝的唐山人、本土人、內地人開始回去中國；等到一八九七年「決定國籍日」後，這些人大多已經走光了─最後一批歸返中國的人，數量大約有五、六千，而最後留在台灣的多是「本地人」。「本地人」是指那些已經把台灣當成家鄉的人。你們想想看：當時從廈門來台灣就需要三暝五日，有時「反風」（逆風）甚至會坐到十八日，所以從福建或者廣東來台灣的農民，基本上跟家人都已經是生離死別了，再加上有的移民自十八世紀時就過來台灣，到日本統治時都已經超過十代以上，和中國也幾乎完全沒有來往，於是就演變成我所謂的「本地人」、台灣人。不過像板橋林家是個特殊的例子，他們雖然在板橋、大溪有很多土地，當時也曾經短暫地回到他們在廈門作生意的根據地。